谁最先提出 “节制生育”为基本国策

说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北大老校长马寅初先生，想起他的“新人口论”。其实自西方打开旧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之时起，就不断有人关注人口问题。从早期的民主革命派人士，到后来有着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不断有人为此投入巨大的精力。即使是马寅初先生，他的新人口论，也并不是在五十年代突然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探索。例如他在1920年发展过《计算人口的数学》，1928年提出过节制生育减少人口。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思想敏锐的人们长期持久地关心人口问题，不断地提出各种方案，并且为此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其中，四十年代后期以清华大学教授戴世光先生《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为中心而开展的讨论，是较为重要的一次。从其理论的成熟、所提措施的周全以及态度的鲜明来说，并不亚于约十年后马寅初先生提出的“新人口论”。尤其是这次讨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风气更值得借鉴。

戴世光教授有着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经历，1908年12月出生于天津市一个湖北籍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童年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旧的王朝终于雨打风吹去，而民主与科学的大纛所揭橥的救国救民的道理与信念日益深入人心，形成全社会性的思潮，中国的知识分子探索民族解放、民族自立乃至发展的努力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这一切给少年时期的戴世光以深刻的影响。十四岁他进入当时得风气之先的南开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又考入清华大学经济学系，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与经济学的难解之缘。这个时候，正是中国大学教育步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清华大学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学习非常努力，大学一毕业，就因为成绩优异，依据清华大学“大学四年，学习成绩平均分数在八十分以上，得以升入经济研究院研究“的规定，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研究院研究“社会、经济统计方法应用问题”。研究院里几年的研究生涯奠定了他此后专攻统计学的基石。三年后，他又考取清华公费留美生，到美国学习“国情普查统计”门，也就是“人口、农业、工业、商业等普查资料的统计整理方法、技术研究”。

在清华大学和经济研究院的求学、科研经历无疑深深影响着这位年轻的学者。清华学风严谨，注重实学。在美国，他先后在密执安大学、哥伦亚大学学习，获得硕士学位，并且到美国国情普查局实习，又渡海到英国伦敦，一边旁听伦敦大学的数理统计学，一边到英国政府的人口生命统计局调查、研究人口统计资料的整理方法。随后遍历德法印度，学习整理人口统计工作的条纸法。连续多年的域外求学为他日后在中国统计学领域里的成就以及他的人口论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抗战形势日益紧张，国内生活也非常艰苦。就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世光先生毅然抛弃了海外安稳平静的生活，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来到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开展人口统计研究工作，同时还在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统计学的课程。西南联大的学习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他并不以此为苦，相反，他坚信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必将胜利，坚信终有一日民族必将复兴、国家必将步入发展之途，届时科学的人口统计将是建设国家的基础工作之一，因此他更为热心地教授统计学、进行人口的普查和统计工作。这一年的夏天，他在云南省的呈贡县设计了人口普查方案、农业普查和统计方案。此后两年内他亲自组织实施这两项普查和统计工作，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宝贵资料。1942年，他又组织实施了环昆明湖的昆明市、县以及晋宁、昆阳等县五十万人口的普查和统计工作。这些在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处于最基础地位的工作，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急的关头，在个人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时候进行的，它为中国的人口统计工作积累了早期的资料和宝贵的经验，更真切地体现了戴世光教授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

戴世光先生身上下的爱国之情，是一以贯之的。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毅然回到祖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克服各种困难进行不求名利的最基础的人口普查，这一切都鲜明地体现出他身上所凝聚着的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操。而更值得指出的是，作为深受“五四”精神洗礼、又接受了从早期清华大学到西方欧美自然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戴世光先生身上的爱国精神，又有了新的内涵，带有自然科学求真精神的特点，坚持个体的独立判断，不随波逐流。这在常人看来，仿佛有些不够趋时，但也正是这样的特点，突显了戴世光先生的独特性格。抗战后，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教授，属于国民党政权所要极力拉拢的文化人士之列。1946年，国民党曾经邀请他担任北平市党部委员，但他一直没有正式任职。到了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试图裹挟著名文化人士赴台之时，戴世光先生却毅然留在了内地。这个时候，他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为什么却这样做呢？解放后，他曾经对一位党员说，当时他留下来，是因为他认为国民党已经腐败透顶，无可救药了；虽然他并不了解共产党，但是他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会通情达理，使中国富强起来，所以他就毅然留在清华，等待解放。这是最为朴素、却是又发自内心的认识，正是那种求真的科学精神作了信念上的支撑。后来，戴先生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任教，培养了一大批统计学的精英。

这种精神一直贯穿了戴世光先生的有生之年，尤其是在学术上，他更是决不随波逐流，本着求真的科学精神，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1979年，他发表《积极发展科学统计学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学术论文，批判了统计学界长期以来受“苏联统计学”的禁锢而忽视作为“通用方法论科学“——数理统计学的状况，引起统计学界长达十年的争鸣，为中国学界探索建立大统计学学科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这篇论文冲破了长期以来无人敢涉足的禁区，重新肯定了数理统计的重要地位，这对我国数理统计学乃至整个统计学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戴世光先生和清华大学一起从大西南北返，重新回到阔别多年的清华园。他继续教授统计学，同时继续思考中国的人口问题。这个时候，民族重光的喜悦与重建国家的激情显然极大的激励着他。1948年，他发表《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呼吁进行“人口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提出了系统的人口政策。

中国的人口问题由来已久，至少从19世纪开始就陆续有不断的争论。稍稍浏览一下中国的人口学史，就可以发现，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迫使不同的阶层都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如陈长蘅在1918年出版《中国人口论》鼓吹生育革命，节育优生，建议国家干预，推广自然节育，后来又陆续发表《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我国人口的三种压迫及其解救方法》等文章；马寅初先生1928年发表的文章里从影响工资多寡的角度提出“节制生育减少人口“。到了三十年代，社会学派的人口节制主义兴起，人口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关心，讨论也日益深入。如陈达1932年在《晨报》上开辟“人口副刊“，两年后又出版研究人口问题的专著；许仕廉也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人口问题》；马寅初先生更开始从中国的家族观念等角度来探讨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等等。可以说，人口问题的研究在此时已经成为一门科学，近代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结在一起，不但引起革命人士的关注，更吸引了一大批学者把精力投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来。戴世光先生的《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这个时候，有过那么多的讨论，提出过那么的对策，戴世光先生的这篇文章，又有什么地方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从人本的高度来思考人口问题，是这篇文章的主线。戴世光先生在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世界的主人是人”。他写这篇文章目的是“为我们的人民的幸福”而“建议可能的控制（人口）”，他提出的人口政策是“一种为人类幸福对人口的数量与品质，加以控制约束的基本原则”。这是超越了短期社会革命目标从根本目的的角度来思考人口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因此，在戴世光先生的解决方案里，他提出“三管齐下“的方针，即“工业化、社会改革、减少人口”三者并举，并且把人口控制列为第一重要的措施，他从最基本的经济学角度加以分析后说，“所以我们认为，仅主张工业化和社会改革是不够的，何况工业化本身不受人口过剩的压力，成为恶性的循环。我们必须‘釜底抽薪’减少人口，我们的经济发展才有出路，人民生法程度才能真正的提高”。可以看到，虽然戴世光先生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问题，但他实际上是从人的根本需要出发、真正把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来看待的。正如他在文中所说，经济活动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幸福才是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而把“人口”视为简单的“人手”、对人的忽视恰恰就是后来错误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篇文章里，最值得注意、最有意义也最引人思考的地方就是，它率先鲜明地提出把节制生育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在文章的第五节里，戴世光指出，“减少人口的原则如能能为国家基本国策，唯一的方法自然是节制生育”。正如在“戴世光先生人口理论学术座谈会”上，查瑞传先生所指出的，这篇文章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现在的我们对“基本国策”这个词一点儿都不陌生，“基本国策”也多起来了，而最早确立的“基本国策”，就是“计划生育”，显示出对这一政策的高度重视。又有谁能想到，最先提出和使用的“基本国策”一词的，却是五十多年前的戴世光先生。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查瑞传先生在座谈会上发言中语）！戴世光先生用“基本国策”这个词，实际上是从战略高度强调节制生育的重要性与长期性的。我们现在读到这篇文章这句话时“意想不到”的感觉，恰恰说明这一项战略措施本不该有的命运，也反映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多舛遭际。发表在1948年《新路》周刊上的这篇文章，反映的正是三十年代兴起的被后来的学者称为“社会学派”的学者们关于我国人口问题的看法。这个学派的人口学说，在解放后的人口学史著作以及大学教学上，很长时间里是被列为禁区的，因为他们的看法，主要着重于从经济的角度来讨论人口问题，被视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忽视社会革命。“基本国策”近乎语源学式的重新被发现，却适足以说明当时这些学者对人口问题的思考是很深的，把握得也非常准确。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五十年代以后近三十年中一直是被批判的，而在后二十年里却则又大体遵行着！历史在不过五十年的时光中拐了两个弯，才又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来。

《新路》周刊发表文章，是先提出一个问题，由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文章的作者可以吸收不同的看法。戴世光先生这篇文章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文章的结构是不同于现在我们见惯了的学术文章的。它分为甲、乙、丙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正文之后是“讨论”，总共有五位著名的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就戴世光先生文章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同意，或者不同意；“讨论”之后，则是作者本人的“总答复”，作者在这里逐一对“讨论”部分里所提出的意见进行回答，有从善如流，也有对自己观点的坚持，然而整个讨论却是完全自由、平等、开诚布公的，恰恰反映了当时所具有而此后则不可多见的良好的学术风气。戴世光先生的人口论以及“基本国策”建议要到三十年后才真正得到实施，而这种良好的学术风气也很快就不见了。后来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中学术与政治完全搅在一起，真正的学术论争消失了。即使到了八十年代，在关于统计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中，戴世光先生还遇到过这种不正常的论争方式。因此重温五十多年前的这篇文章以及围绕它开展的讨论，其意义，实在是超出单纯的人口问题之外的。